中芯国际内讧往事：未来如何寻求一种新的平衡？
发布时间：2024-11-15 | 作者: 江南菠菜官网
此过程中，据说上海市政府和台湾事务办公室在其中做了不少调解。但是当时台湾当局是由有倾向的掌控，这些周旋调解收效甚微。
2007年3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对中芯国际张汝京投资一事做出判决，撤销台湾“经济部”处罚决定。
判决书表示，中芯国际开曼公司投资上海公司时，张汝京为唯一执行董事、总裁及CEO，但他所拥有开曼公司持股票比例低于0.5％，并非主要投资人。并且，开曼公司投资中国大陆是由董事会决定，是公司的行为，而非张汝京个人行为，所以不能把这项投资行为当做张汝京个人所能支配的投资，原处分与诉讼裁决有误，应予撤销。
张汝京与台湾之间的纠葛，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6年8月，台积电又以中芯国际不遵守和解协议为由，再次把中芯国际告上法庭，这场官司一打就是3年。
台积电代理律师指责中芯国际违反了2005年1月双方签署的和解协议。根据该协议，中芯国际需将0.13微米或更先进的技术资料交由第三方托管并不得使用，然而实际运营中，中芯国际继续侵犯台积电相关知识产权。
2008年上台后，两岸关系缓和，张汝京通过种种渠道找到台积电的高层，表达和解的愿望。另一方面，包括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也在积极协调此事。“我一直认为，如果两岸不和解的话，我们和台积电就不和解，两岸和解的话，我们当然要和解。”张汝京这样表示。
据说在张汝京的主导下，双方一度达成了和解的初步框架，但因为双方律师始终没有办法在细节条款上达成一致，而且中芯国际的代理律师认为，己方证据充分胜算把握很大，所以坚持要打到最后。正是这个坚持，让中芯国际受到重创。
2009年11月3日，美国加州联邦地方法院判决中芯国际败诉。法院陪审团调查发现，在65个有争议的专利项目当中，中芯国际非法使用了其中的61个。台积电要求10亿美元的损害赔偿。
官司败诉之后，中芯国际不得不重新与台积电谈和解，但此时的和解代价就远非判决之前那么低了。
一审判决3天之后的2009年11月7日，中芯国际董事长江上舟、CEO张汝京以及律师团主要成员紧急飞往香港，与台积电负责此事的副董事长曾繁诚再次进行谈判。一番激辩之后，台积电与中芯国际当天正式达成和解协议：中芯国际分4年向台积电赔偿2亿美元现金，同时向台积电支付8％股权，外加授出2％的认股权。
站在台积电的角度来说，虽然赔偿金额大大低于他所要求的10亿美元，但台积电因此成为中芯国际的第二大股东。当然，江上舟及张汝京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台积电以股东身份过多介入中芯国际的运营，双方约定台积电无权向中芯国际董事会派驻董事，而只能做中芯国际的“被动投资者”。
诉讼和解实现了，但是这次和解的代价是创始人张汝京“下课”。11月10日，中芯国际公告了与台积电的和解方案，紧随其后又公告了张汝京因“个人原因”辞去执行董事、总裁、CEO等职务。
有猜测认为，张汝京的下课，是台积电答应和解的前提，但这一点并没有正真获得台积电方面的佐证。张汝京辞职之后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说，辞职的决定是他主动做出的，“我尽力了，官司的事让我精疲力竭，对（辞职）这个结果我也感到很失望”。由此可见，即使张汝京是主动递交辞呈，估计他也不是心甘情愿的，也许背后有某种压力。
一方面，官司的败诉使得中芯国际遭受到巨大损失，而张汝京是公司唯一的执行董事，因而他觉得应该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股东们对张汝京已经失去耐心、日渐不满——持续亏损、盲目扩张、以低估值引进大唐电信过度稀释老股东权益——张汝京犯的错误已经够多了；而第一大股东大唐电信更是有动机让张汝京出局，以便强化自己在企业的控制权。
因而，输了官司成为一个最佳契机，所有股东都都同意张汝京辞职。无论张汝京的功过是非如何，他终究是下课了。
创始人张汝京的出局，使得中芯国际内部失去了重要的平衡力量，中芯国际从此进入了多事之秋。
作为张汝京的替补，董事长江上舟先后找来了王宁国接任中芯国际的执行董事及CEO职务，找来了杨士宁出任中芯国际的COO。
王宁国，较张汝京年长2岁，与张汝京一样出生于中国大陆成长于中国台湾，在美国加州大学获得材料科学博士学位以后加入贝尔实验室从事半导体研究，20世纪80年代加入美国应用材料公司任亚洲区总裁。2005——2007年，中国政府有关方面邀请他出任华虹集团CEO。
杨士宁，出生于中国大陆，毕业于上海大学，之后在美国获得材料工程专业博士学位并加入美国国籍。博士毕业之后，杨士宁在芯片巨头英特尔公司工作，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中芯国际创立的早期，张汝京将杨士宁招至麾下出任首席技术官，2005年杨士宁加盟全球第四大芯片代工厂新加坡特许半导体，担任首席技术官。如今，杨士宁重新再回到中芯国际出任COO。芯片圈：xinpianquan
王宁国与杨士宁，在中芯国际管理层中分别代表了台湾背景及大陆背景最高职位。
除了解决张汝京离开后的人事空缺，还有一件让江上舟忧心忡忡的事情：如何避免中芯国际被大股东大唐电信所控制？
为了平衡大唐电信的话语权，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充实企业资本金，江上舟动用自己多年从政所积累的政治资源，说服了中国国家主权基金性质的中投集团向中芯国际入股。2011年4月19日，中央政府背景的中投集团向中芯国际投资2.5亿美元，获得11.6％股权，成为中芯国际第二大股东。
据说，中投原本打算向中芯国际投资3.5亿美元，并获得第一大股东地位。虽说中投也是带有央企性质的国有资本，但由于中投本身并没有实业，其定位就是从事财务投资谋求财务回报，因而不会在具体经营层面有控制中芯国际的企图。由中投做第一大股东的话，中芯国际的独立性能保证，同时也能大大稀释大唐电信在董事会的话语权。
岂知，江上舟的主张遭到大唐电信的极力反对，中投最终只投资了2.5亿美元，占股11.6％。而大唐为了确认和保证其股权不被稀释，同期注入1.02亿美元，使其股份占比提高至19.14％，依然牢牢占据第一大股东地位。
这一系列的变化，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中芯国际的国有化色彩越来越浓厚。国有性质的股东，从最早的上海实业、北大青鸟，到后来大唐电信，再后来的中投集团，占股比例也从刚刚设立时的10％左右提高到超过35％。
无论是站在创始人张汝京的角度，还是站在董事长江上舟的角度，他们都不希望中芯国际的国有化色彩太浓厚，因为这会影响到国际社会对中芯国际的性质判断，继而对中芯国际的技术升级带来不利影响。
但无可奈何的是，中芯国际不得不接受国有股所占比例持续扩大的现实。因为中芯国际为了带动产业升级，必须持续进行庞大的投资，因而一直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中芯国际最佳的融资对象是海外投资者，但是因为连续多年亏损，海外投资者不愿意投了，要投也是估值非常低，没法接受，所以被迫寻求国有股东的支持。
此时，围绕着中芯国际形成了央企股东、地方政府股东、国家主权基金股东、台资股东、美国股东等复杂的股东结构，各方利益诉求各不相同。
王宁国在江上舟的盛邀下接任张汝京出任中芯国际CEO之后，他最大的任务就是扭转张汝京时代连续多年亏损的局面。
在王宁国时代，中芯国际的核心管理架构是：首席执行官（CEO）王宁国负责企业全面工作，首席商务官（CBO）季克非负责承接业务订单及安排生产计划，首席运营官（COO）杨士宁负责具体的生产制造及技术开发，人称“铁三角”。
为了实现中芯国际的扭亏为盈，王宁国实施了组织精简、人员裁撤、资产压缩等工作，并且处理了张汝京时代投资的太阳能业务。再加上COO杨士宁在技术层面的提升，以及CBO季克非在半导体行业全球性大复苏背景下获得大量订单，中芯国际2010年获得了历史性的全年盈利，出售的收益也达到历史顶配水平的15亿美元。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中芯国际内部形成了台湾派及大陆派两大派系。当年张汝京创办中芯国际时，管理层的核心班底基本都是中国台湾人，即使张汝京辞职以后，台籍员工依然占据主要地位。在这种背景之下，台湾派职务最高的CEO王宁国与大陆派职务最高COO杨士宁，逐渐产生间隙。
关于二者存在某些间隙，他们公开表态的口径不一致可当作一些佐证。杨士宁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可以负责地说，中芯国际在2010年能够扭亏为盈，技术营运团队在市场旺季的高效营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王宁国在公开场合总结2010年业绩时，则将盈利根本原因归结为企业结构调整及全球性的行业复苏。
客观来说，杨士宁与王宁国之间这种分歧称不上真正的矛盾，充其量是一种各自揽功的行为。
大股东大唐电信的介入，导致了双方的关系日趋复杂化。大唐电信自从2008年入股中芯国际成为第一大股东以后，就逐步表现出了对中芯国际的控制欲。2009年中投集团欲向中芯国际投资3.5亿美元成为第一大股东遭到大唐电信的反对即是一个证明。
但是，股东要强势控制中芯国际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根据中芯国际的章程，所有股东派驻在董事会的成员，皆只能担任非执行董事，而不得担任执行董事，目的是避免股东对公司的过度干预，确保企业的独立性。自张汝京时代到王宁国时代，皆只有CEO代表管理层出任执行董事，而且该执行董事不代表任何单一股东的利益，只代表企业整体利益。
作为大股东的大唐电信，派驻了两名代表——陈山枝及高永岗，但是他们都只是非执行董事，也就是说他们不得干预企业的日常运营。大唐电信需要在管理层中扶持一位自己的代言人，以贯彻自己作为大股东的意志。
碍于董事长江上舟的威望（他也不希望中芯国际被任何股东所控制），大唐电信未有强烈表现出要控制中芯国际的欲望。随着江上舟2011年6月27日因癌症而意外辞世，中芯国际失去了平衡各方股东、企业内部各派系的最关键的力量，企业控制权大战一触即发。
2011年6月29日，中芯国际股东大会，股东投票董事任免。王宁国这位唯一的执行董事，竟然意外落选董事席位，他仅获得41.79％的支持率。而王宁国落选的原因，是大股东大唐电信投下了关键性的反对票，连王宁国本人在现场都觉得事情太突然。
当时的情况是，股东大会的参会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总数，仅占总股本数的30％多，而其中仅大唐电信一家便拥有近20％股权。因此，大唐电信一家投反对票就能获得超过50％的反对比例。
大唐电信的此举可谓是丝毫没有征兆、攻其不备的倒戈行动，否则如果另外的股东知道的话，参加投票的比例不会那么低。
这样在短短的3天时间内，董事长去世、唯一的执行董事也出局。在王宁国出局董事会之后，大股东大唐电信意图让杨士宁取代王宁国出任CEO，便继续变相要求王宁国辞去CEO职务，条件是给予3倍年薪的补偿，但是王宁国未有接受。
按照公司治理规则，CEO为董事会所聘任，如果某一股东对CEO不满，应交由董事会表决解职与否，无需股东大会来决定。也就是说，大唐电信如果要解除王宁国的CEO职务，必须要经过董事会投票。
股东大会三天后的7月2日，中芯国际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王宁国去留等事项。董事会中大唐电信仅有2个席位，无法左右董事会决议。最终多数董事并不同意解除王宁国的CEO职务，而王宁国出局董事会执行董事之后的空缺，董事会决定由张文义暂行执行董事职务。
张文义进入董事会，是前董事长江上舟生前的安排，病床上的江上舟力邀其同学、原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原华虹集团董事长张文义进入董事会，并建议其未来能担任董事长，代表政府平衡各方关系（尽管如此，在张文义进入董事会的问题上，中芯国际最大股东大唐电信依然投了反对票。最终，张文义以4票通过、2票反对、1票弃权的结果进入董事会）。
就在董事会为王宁国的去留吵得不可开交之时，内部员工中支持杨士宁与支持王宁国的，也分成了两派相互开火，中芯国际的内网BBS成了双方口水战的战场。为了平息争端，中芯国际不得不将内部BBS关闭，双方又将战场转移到了“”等公共互联网平台。
至今网络上还留有众多“挺杨派”貌似中肯实为诋毁王宁国及其“嫡系”的帖子，自王宁国以下，CEO王宁国、CBO季克非、CAO关悦生、CFO曾宗琳，所有台湾派高管一个不落。
作为对杨士宁派系的反击，“挺王派”则曝光了一份杨士宁涉嫌逃税的内部审计文件。文件显示，杨士宁的年薪逾180万元人民币，但是通过提供发票冲抵个税的方式，支付的税金仅有5万多元。
这一曝光不仅伤及杨士宁，同时也曝光了中芯国际为众多外籍高管避税的潜规则。为员工工资所得做不合法的避税，或多或少都存在于一些企业之中，但是中芯国际的做法被认为是业界最大胆、覆盖顶级规模、维持的时间最长的。当年创办人张汝京仗着中芯国际在国内半导体行业的特殊地位和政府官员支持，在公司缴税及为员工避税的方面，一向敢于和税务部门较劲。
为了向公司避税潜规则曝光事件负责，身为CEO的王宁国不得不向董事会提交辞呈。
事态发展至此，似乎正合大股东大唐电信及杨士宁等人的意愿，杨士宁似乎可以顺理成章接任王宁国的CEO职位。但董事会依然未能同意杨士宁出任CEO，而是从华虹集团空降邱慈云过来出任执行董事兼CEO。
邱慈云曾于2001年追随张汝京创建中芯国际，担任该公司高级运营副总裁，一度被视为张汝京身旁最重要的副手。不过，由于在公司运营管理等问题上与张汝京有不同意见，2005年，邱离开中芯国际前往华虹NEC出任CEO。
杨士宁见自己出任CEO已经彻底无望，也萌生去意。2011年8月16日，中芯国际发布公告称，公司首席运营官（COO）杨士宁将辞职，并将于9月5日正式生效。
王国宁与杨士宁先后离开了中芯国际，大唐电信挑起的这场内讧，最终以两败俱伤告终，而其欲控制中芯国际的企图也同样落空了。这场内讧没有赢家，企业反而被拖向伤筋动骨的深渊。
邱慈云出任中芯国际执行董事兼CEO，被业内人士形容成“不幸中的万幸”。出生于1956年的邱慈云有超过27年的半导体产业经验，曾在贝尔实验室、台积电等机构长期任职，并且作为早期参与创业的高管，较为了解中芯国际内部情况，因此对于稳定企业会起到一定作用。
中芯国际自创立之日起，从张汝京到江上舟、王宁国，再到张文义、邱慈云，他们都很清楚中芯国际必须独立发展才有出路，由于管理体制、技术封锁等原因，国有企业做半导体就没有成功的先例，央企大唐电信强控中芯国际，中芯国际的未来暗淡，这肯定会损害另外的股东的利益。
江上舟生前一直强调，中芯国际要坚持两个“I”发展，即Independent（独立的）、International（国际化），不希望被改造成一个国有色彩浓厚的企业，因为行业特点决定了它不能按国企的模式运营，这也是中芯国际诞生时的良好基因。
而大唐电信当初入股中芯国际，就是带着控制的目的来的，大唐电信作为产业投资者的身份，并非单纯追求财务回报，而是带有一定的战略目的。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大唐电信为了拿下中芯国际的控制权，有很大的可能性还有后续动作。
中芯国际因股东诉求分歧而引发的内讧，被外界认为是典型的控制权之争。中芯国际面临的似乎是公司治理问题，但又决不是单纯的公司治理问题那么简单。中芯国际的问题，与其说是股东之间利益冲突，还不如说是中国高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困境的某种折射。
在东西方冷战余波、国际社会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的背景下，中芯国际为了、培育产业，吸纳了各路背景的资金，最终形成了异常复杂的股东结构。而围绕着中芯国际所形成的央企股东、地方政府股东、主权基金股东、台资股东、美资股东，利益诉求各不相同。站在政府的角度，希望加快培育半导体产业，以一家公司的亏损换取整个产业的崛起，完全划算；站在财务投资人的角度，企业盈利是唯一目标，其他可忽略；站在产业投资人的角度，所投资的企业一定匹配自身的战略意图。
这必然导致中芯国际中间夹杂着中国政府意志、海外股东意志、创办者个人意志，在各方意志没办法取得平衡之时，内讧变得无可避免。
公司的控制权之争有多种表现方式，如控股权之争、代言人之争等。但中芯国际的控制权之争让我们正真看到了另外一种形式，那就是股权结构高度分散之下，公司发展思路和模式之争，这一点在中芯国际的张汝京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中芯国际究竟是赶超为先还是盈利为先，直至台积电诉讼案发生而黯然去位，张汝京始终在与中芯国际的各家股东进行着博弈和平衡。其后，虽然有江上舟对股东诉求的尽力协调，但随着其的离开，中芯国际的重要平衡力量被打破，原本隐藏在企业内部的控制权争夺随之表面化，发展路径之争也上升到公司治理结构安排之争。
中芯国际是一家股权高度分散的企业，在其成立时，就有16名股东。这些股东的构成五花八门，既有国资背景的上海实业，又有台资、美资等各种资本。出身的不同造成了看问题角度和解决实际问题方式的不同。能这样认为，中芯国际成立时的股东构成为其后来的发展模式之争埋下了伏笔，但这一定时炸弹始终没得到拆除，而且随着后期强势股东的介入，问题慢慢的变严重。虽然在成立时中芯国际就与其投资者达成相关协议，对投入资产的人介入公司制作经营的程度做出了限制，但从最终执行情况去看，一旦超出股东的忍受程度，股东采取的对策是直接更换掌门人。
也许有的人觉得，中芯国际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股东构成，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为了突破国外的技术封锁，中芯国际必须淡化政府色彩，为了赶超国际领先水平，中芯国际必须依靠大量的资本投入。不可否认的是，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环境下，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在海外扩张上遇到极大的阻力，中铝折戟并购力拓案等诸多例子已很好说明了问题。但这一些因素是引起中芯国际控制权之争的最终的原因吗？为此，有必要分析一下同为高科技企业，同样遭受国外技术、市场封锁的华为。
华为自其成立开始，就面临国外的技术封锁和市场封锁，2003年与思科的知识产权诉讼、2007年收购3COM失败、2011年200万美元收购美国3Leaf公司部分资产被拒等与中芯国际的赶超过程非常相似。但走到今天，华为却是另一种局面，公司国际化成果显著，管理层稳定，企业效益显著。面对同样的环境，为什么中芯国际和华为出现冰火两重天的局面。是不是华为做了中芯国际没有做的事情？或者说，是不是华为做对了什么？比较两者，我们大家可以发现，在华为的发展历史中，公司员工的参与和企业文化建设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华为在股权架构上是彻头彻尾的非公有制企业，没有一点国有成分，这就解决了政府背景的问题。在资本需求上，华为也没有引入各路“神仙”，而是采取员工持股方式解决资本来源和企业控制权的问题。在1987年任正非等6人创建华为时，6人均衡持股，资本金21000块钱，这与中芯国际创立时募集到的10亿美元资金相差甚远。发展到2009年年底，华为员工持股比例达到98.58％,而公司创始人任正非仅持股1.42％，相信在这几年，华为员工的持股比例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通过员工持股，解决了发展资金问题，使得全体员工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更重要的是，能够形成一种员工持股——促进企业效益提升——促进进一步持股的良性循环，并且使得管理层有充分精力考虑企业未来的发展问题，不会受到控制权争夺的影响。因此，即使华为没有类似中芯国际这样的资本运作和融资平台，但在市场上很少听到华为资金链紧张的消息。华为不急于上市，并且拒绝众多投行的投资，这与中芯国际间歇性资金饥渴症有着明显的不同。
更为重要的是，华为的企业文化建设独树一帜，《华为基本法》、《北国之春》、《一江春水向东流》等都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些都为华为管理层的稳定、加强企业的控制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此外，华为在其国际化战略、市场营销战略、研发技术战略等方面也有着独到之处，在此不再赘述。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中芯国际经过这么多磨难，已不仅仅能用行业特点这个客观原因来解释。半导体行业联盟：icunion
中芯国际股权高度分散，强有力股东的缺位，给中芯国际的管理层带来了贯彻自己战略意图的机会。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管理层的掌门人必须要有很高的威望和公信力，必须要有很强的协调能力和控制能力，比如江上舟。一旦缺失这些能力，高管人员要贯彻自己的意图，一条可选的路径是征集投票代理权。通过征集投票代理权，集合中小股东的力量，实现自身的意图。按照媒体的说法，在表决王宁国能否在董事会中连任时，台积电、华登投资等均投了赞成票，第二、三大股东中投和上海实业选择了弃权，而大唐电信则投下关键的反对票。设想一下，如果王宁国事先能征集到13％的投票代理权，那么肯定不会是现在的局面。究竟是王宁国不能，还是不愿？就不得而知了。
在中芯国际的股东中，大唐电信一直图谋将中芯国际纳入旗下。这次控制权之争的失利，对大唐电信而言，不啻于当头棒喝。摆在大唐电信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彻底退出中芯国际，另找合适的投资对象，但这条路成本很高，难度很大，合适的投资对象难以找到，大唐电信做出这种选择的可能性不大。另一种选择是在证券交易市场上进行收购，大唐电信只要能收购上海实业或台积电所持中芯国际的股份，其在中芯国际的话语权必将得到大幅度增加，若为规避要约收购，大唐电信持股可考虑增加到29.9％。但对中芯国际另外的股东而言，一旦大唐电信获得控制权，他们则将要面临新的选择。中芯国际的控制权之争将有可能最终上升到股权之争上。
中芯国际的创始人和管理层，一直谋求在获得股东支持和保持独立性之间走钢丝。在中芯国际现有的股权架构和股东背景下，这其实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股东、机构投资的人给你某种支持，必然要求得到某种回报，不一样的角色的股东对回报的要求不同。中芯国际的中心之争虽已告一段落，但究竟选择怎样的发展路径是当前必须回答的问题，是继续坚持两个“I”，Independent（独立的）和International（国际的）的发展路线，还是依托国企资源进行发展，抑或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平衡，都必须由中芯国际自身做出决断，而这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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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芯国际内讧往事：未来如何寻求一种新的平衡？
发布时间：2024-11-15
此过程中，据说上海市政府和台湾事务办公室在其中做了不少调解。但是当时台湾当局是由有倾向的掌控，这些周旋调解收效甚微。
2007年3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对中芯国际张汝京投资一事做出判决，撤销台湾“经济部”处罚决定。
判决书表示，中芯国际开曼公司投资上海公司时，张汝京为唯一执行董事、总裁及CEO，但他所拥有开曼公司持股票比例低于0.5％，并非主要投资人。并且，开曼公司投资中国大陆是由董事会决定，是公司的行为，而非张汝京个人行为，所以不能把这项投资行为当做张汝京个人所能支配的投资，原处分与诉讼裁决有误，应予撤销。
张汝京与台湾之间的纠葛，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6年8月，台积电又以中芯国际不遵守和解协议为由，再次把中芯国际告上法庭，这场官司一打就是3年。
台积电代理律师指责中芯国际违反了2005年1月双方签署的和解协议。根据该协议，中芯国际需将0.13微米或更先进的技术资料交由第三方托管并不得使用，然而实际运营中，中芯国际继续侵犯台积电相关知识产权。
2008年上台后，两岸关系缓和，张汝京通过种种渠道找到台积电的高层，表达和解的愿望。另一方面，包括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也在积极协调此事。“我一直认为，如果两岸不和解的话，我们和台积电就不和解，两岸和解的话，我们当然要和解。”张汝京这样表示。
据说在张汝京的主导下，双方一度达成了和解的初步框架，但因为双方律师始终没有办法在细节条款上达成一致，而且中芯国际的代理律师认为，己方证据充分胜算把握很大，所以坚持要打到最后。正是这个坚持，让中芯国际受到重创。
2009年11月3日，美国加州联邦地方法院判决中芯国际败诉。法院陪审团调查发现，在65个有争议的专利项目当中，中芯国际非法使用了其中的61个。台积电要求10亿美元的损害赔偿。
官司败诉之后，中芯国际不得不重新与台积电谈和解，但此时的和解代价就远非判决之前那么低了。
一审判决3天之后的2009年11月7日，中芯国际董事长江上舟、CEO张汝京以及律师团主要成员紧急飞往香港，与台积电负责此事的副董事长曾繁诚再次进行谈判。一番激辩之后，台积电与中芯国际当天正式达成和解协议：中芯国际分4年向台积电赔偿2亿美元现金，同时向台积电支付8％股权，外加授出2％的认股权。
站在台积电的角度来说，虽然赔偿金额大大低于他所要求的10亿美元，但台积电因此成为中芯国际的第二大股东。当然，江上舟及张汝京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台积电以股东身份过多介入中芯国际的运营，双方约定台积电无权向中芯国际董事会派驻董事，而只能做中芯国际的“被动投资者”。
诉讼和解实现了，但是这次和解的代价是创始人张汝京“下课”。11月10日，中芯国际公告了与台积电的和解方案，紧随其后又公告了张汝京因“个人原因”辞去执行董事、总裁、CEO等职务。
有猜测认为，张汝京的下课，是台积电答应和解的前提，但这一点并没有正真获得台积电方面的佐证。张汝京辞职之后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说，辞职的决定是他主动做出的，“我尽力了，官司的事让我精疲力竭，对（辞职）这个结果我也感到很失望”。由此可见，即使张汝京是主动递交辞呈，估计他也不是心甘情愿的，也许背后有某种压力。
一方面，官司的败诉使得中芯国际遭受到巨大损失，而张汝京是公司唯一的执行董事，因而他觉得应该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股东们对张汝京已经失去耐心、日渐不满——持续亏损、盲目扩张、以低估值引进大唐电信过度稀释老股东权益——张汝京犯的错误已经够多了；而第一大股东大唐电信更是有动机让张汝京出局，以便强化自己在企业的控制权。
因而，输了官司成为一个最佳契机，所有股东都都同意张汝京辞职。无论张汝京的功过是非如何，他终究是下课了。
创始人张汝京的出局，使得中芯国际内部失去了重要的平衡力量，中芯国际从此进入了多事之秋。
作为张汝京的替补，董事长江上舟先后找来了王宁国接任中芯国际的执行董事及CEO职务，找来了杨士宁出任中芯国际的COO。
王宁国，较张汝京年长2岁，与张汝京一样出生于中国大陆成长于中国台湾，在美国加州大学获得材料科学博士学位以后加入贝尔实验室从事半导体研究，20世纪80年代加入美国应用材料公司任亚洲区总裁。2005——2007年，中国政府有关方面邀请他出任华虹集团CEO。
杨士宁，出生于中国大陆，毕业于上海大学，之后在美国获得材料工程专业博士学位并加入美国国籍。博士毕业之后，杨士宁在芯片巨头英特尔公司工作，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中芯国际创立的早期，张汝京将杨士宁招至麾下出任首席技术官，2005年杨士宁加盟全球第四大芯片代工厂新加坡特许半导体，担任首席技术官。如今，杨士宁重新再回到中芯国际出任COO。芯片圈：xinpianquan
王宁国与杨士宁，在中芯国际管理层中分别代表了台湾背景及大陆背景最高职位。
除了解决张汝京离开后的人事空缺，还有一件让江上舟忧心忡忡的事情：如何避免中芯国际被大股东大唐电信所控制？
为了平衡大唐电信的话语权，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充实企业资本金，江上舟动用自己多年从政所积累的政治资源，说服了中国国家主权基金性质的中投集团向中芯国际入股。2011年4月19日，中央政府背景的中投集团向中芯国际投资2.5亿美元，获得11.6％股权，成为中芯国际第二大股东。
据说，中投原本打算向中芯国际投资3.5亿美元，并获得第一大股东地位。虽说中投也是带有央企性质的国有资本，但由于中投本身并没有实业，其定位就是从事财务投资谋求财务回报，因而不会在具体经营层面有控制中芯国际的企图。由中投做第一大股东的话，中芯国际的独立性能保证，同时也能大大稀释大唐电信在董事会的话语权。
岂知，江上舟的主张遭到大唐电信的极力反对，中投最终只投资了2.5亿美元，占股11.6％。而大唐为了确认和保证其股权不被稀释，同期注入1.02亿美元，使其股份占比提高至19.14％，依然牢牢占据第一大股东地位。
这一系列的变化，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中芯国际的国有化色彩越来越浓厚。国有性质的股东，从最早的上海实业、北大青鸟，到后来大唐电信，再后来的中投集团，占股比例也从刚刚设立时的10％左右提高到超过35％。
无论是站在创始人张汝京的角度，还是站在董事长江上舟的角度，他们都不希望中芯国际的国有化色彩太浓厚，因为这会影响到国际社会对中芯国际的性质判断，继而对中芯国际的技术升级带来不利影响。
但无可奈何的是，中芯国际不得不接受国有股所占比例持续扩大的现实。因为中芯国际为了带动产业升级，必须持续进行庞大的投资，因而一直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中芯国际最佳的融资对象是海外投资者，但是因为连续多年亏损，海外投资者不愿意投了，要投也是估值非常低，没法接受，所以被迫寻求国有股东的支持。
此时，围绕着中芯国际形成了央企股东、地方政府股东、国家主权基金股东、台资股东、美国股东等复杂的股东结构，各方利益诉求各不相同。
王宁国在江上舟的盛邀下接任张汝京出任中芯国际CEO之后，他最大的任务就是扭转张汝京时代连续多年亏损的局面。
在王宁国时代，中芯国际的核心管理架构是：首席执行官（CEO）王宁国负责企业全面工作，首席商务官（CBO）季克非负责承接业务订单及安排生产计划，首席运营官（COO）杨士宁负责具体的生产制造及技术开发，人称“铁三角”。
为了实现中芯国际的扭亏为盈，王宁国实施了组织精简、人员裁撤、资产压缩等工作，并且处理了张汝京时代投资的太阳能业务。再加上COO杨士宁在技术层面的提升，以及CBO季克非在半导体行业全球性大复苏背景下获得大量订单，中芯国际2010年获得了历史性的全年盈利，出售的收益也达到历史顶配水平的15亿美元。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中芯国际内部形成了台湾派及大陆派两大派系。当年张汝京创办中芯国际时，管理层的核心班底基本都是中国台湾人，即使张汝京辞职以后，台籍员工依然占据主要地位。在这种背景之下，台湾派职务最高的CEO王宁国与大陆派职务最高COO杨士宁，逐渐产生间隙。
关于二者存在某些间隙，他们公开表态的口径不一致可当作一些佐证。杨士宁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可以负责地说，中芯国际在2010年能够扭亏为盈，技术营运团队在市场旺季的高效营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王宁国在公开场合总结2010年业绩时，则将盈利根本原因归结为企业结构调整及全球性的行业复苏。
客观来说，杨士宁与王宁国之间这种分歧称不上真正的矛盾，充其量是一种各自揽功的行为。
大股东大唐电信的介入，导致了双方的关系日趋复杂化。大唐电信自从2008年入股中芯国际成为第一大股东以后，就逐步表现出了对中芯国际的控制欲。2009年中投集团欲向中芯国际投资3.5亿美元成为第一大股东遭到大唐电信的反对即是一个证明。
但是，股东要强势控制中芯国际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根据中芯国际的章程，所有股东派驻在董事会的成员，皆只能担任非执行董事，而不得担任执行董事，目的是避免股东对公司的过度干预，确保企业的独立性。自张汝京时代到王宁国时代，皆只有CEO代表管理层出任执行董事，而且该执行董事不代表任何单一股东的利益，只代表企业整体利益。
作为大股东的大唐电信，派驻了两名代表——陈山枝及高永岗，但是他们都只是非执行董事，也就是说他们不得干预企业的日常运营。大唐电信需要在管理层中扶持一位自己的代言人，以贯彻自己作为大股东的意志。
碍于董事长江上舟的威望（他也不希望中芯国际被任何股东所控制），大唐电信未有强烈表现出要控制中芯国际的欲望。随着江上舟2011年6月27日因癌症而意外辞世，中芯国际失去了平衡各方股东、企业内部各派系的最关键的力量，企业控制权大战一触即发。
2011年6月29日，中芯国际股东大会，股东投票董事任免。王宁国这位唯一的执行董事，竟然意外落选董事席位，他仅获得41.79％的支持率。而王宁国落选的原因，是大股东大唐电信投下了关键性的反对票，连王宁国本人在现场都觉得事情太突然。
当时的情况是，股东大会的参会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总数，仅占总股本数的30％多，而其中仅大唐电信一家便拥有近20％股权。因此，大唐电信一家投反对票就能获得超过50％的反对比例。
大唐电信的此举可谓是丝毫没有征兆、攻其不备的倒戈行动，否则如果另外的股东知道的话，参加投票的比例不会那么低。
这样在短短的3天时间内，董事长去世、唯一的执行董事也出局。在王宁国出局董事会之后，大股东大唐电信意图让杨士宁取代王宁国出任CEO，便继续变相要求王宁国辞去CEO职务，条件是给予3倍年薪的补偿，但是王宁国未有接受。
按照公司治理规则，CEO为董事会所聘任，如果某一股东对CEO不满，应交由董事会表决解职与否，无需股东大会来决定。也就是说，大唐电信如果要解除王宁国的CEO职务，必须要经过董事会投票。
股东大会三天后的7月2日，中芯国际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王宁国去留等事项。董事会中大唐电信仅有2个席位，无法左右董事会决议。最终多数董事并不同意解除王宁国的CEO职务，而王宁国出局董事会执行董事之后的空缺，董事会决定由张文义暂行执行董事职务。
张文义进入董事会，是前董事长江上舟生前的安排，病床上的江上舟力邀其同学、原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原华虹集团董事长张文义进入董事会，并建议其未来能担任董事长，代表政府平衡各方关系（尽管如此，在张文义进入董事会的问题上，中芯国际最大股东大唐电信依然投了反对票。最终，张文义以4票通过、2票反对、1票弃权的结果进入董事会）。
就在董事会为王宁国的去留吵得不可开交之时，内部员工中支持杨士宁与支持王宁国的，也分成了两派相互开火，中芯国际的内网BBS成了双方口水战的战场。为了平息争端，中芯国际不得不将内部BBS关闭，双方又将战场转移到了“”等公共互联网平台。
至今网络上还留有众多“挺杨派”貌似中肯实为诋毁王宁国及其“嫡系”的帖子，自王宁国以下，CEO王宁国、CBO季克非、CAO关悦生、CFO曾宗琳，所有台湾派高管一个不落。
作为对杨士宁派系的反击，“挺王派”则曝光了一份杨士宁涉嫌逃税的内部审计文件。文件显示，杨士宁的年薪逾180万元人民币，但是通过提供发票冲抵个税的方式，支付的税金仅有5万多元。
这一曝光不仅伤及杨士宁，同时也曝光了中芯国际为众多外籍高管避税的潜规则。为员工工资所得做不合法的避税，或多或少都存在于一些企业之中，但是中芯国际的做法被认为是业界最大胆、覆盖顶级规模、维持的时间最长的。当年创办人张汝京仗着中芯国际在国内半导体行业的特殊地位和政府官员支持，在公司缴税及为员工避税的方面，一向敢于和税务部门较劲。
为了向公司避税潜规则曝光事件负责，身为CEO的王宁国不得不向董事会提交辞呈。
事态发展至此，似乎正合大股东大唐电信及杨士宁等人的意愿，杨士宁似乎可以顺理成章接任王宁国的CEO职位。但董事会依然未能同意杨士宁出任CEO，而是从华虹集团空降邱慈云过来出任执行董事兼CEO。
邱慈云曾于2001年追随张汝京创建中芯国际，担任该公司高级运营副总裁，一度被视为张汝京身旁最重要的副手。不过，由于在公司运营管理等问题上与张汝京有不同意见，2005年，邱离开中芯国际前往华虹NEC出任CEO。
杨士宁见自己出任CEO已经彻底无望，也萌生去意。2011年8月16日，中芯国际发布公告称，公司首席运营官（COO）杨士宁将辞职，并将于9月5日正式生效。
王国宁与杨士宁先后离开了中芯国际，大唐电信挑起的这场内讧，最终以两败俱伤告终，而其欲控制中芯国际的企图也同样落空了。这场内讧没有赢家，企业反而被拖向伤筋动骨的深渊。
邱慈云出任中芯国际执行董事兼CEO，被业内人士形容成“不幸中的万幸”。出生于1956年的邱慈云有超过27年的半导体产业经验，曾在贝尔实验室、台积电等机构长期任职，并且作为早期参与创业的高管，较为了解中芯国际内部情况，因此对于稳定企业会起到一定作用。
中芯国际自创立之日起，从张汝京到江上舟、王宁国，再到张文义、邱慈云，他们都很清楚中芯国际必须独立发展才有出路，由于管理体制、技术封锁等原因，国有企业做半导体就没有成功的先例，央企大唐电信强控中芯国际，中芯国际的未来暗淡，这肯定会损害另外的股东的利益。
江上舟生前一直强调，中芯国际要坚持两个“I”发展，即Independent（独立的）、International（国际化），不希望被改造成一个国有色彩浓厚的企业，因为行业特点决定了它不能按国企的模式运营，这也是中芯国际诞生时的良好基因。
而大唐电信当初入股中芯国际，就是带着控制的目的来的，大唐电信作为产业投资者的身份，并非单纯追求财务回报，而是带有一定的战略目的。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大唐电信为了拿下中芯国际的控制权，有很大的可能性还有后续动作。
中芯国际因股东诉求分歧而引发的内讧，被外界认为是典型的控制权之争。中芯国际面临的似乎是公司治理问题，但又决不是单纯的公司治理问题那么简单。中芯国际的问题，与其说是股东之间利益冲突，还不如说是中国高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困境的某种折射。
在东西方冷战余波、国际社会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的背景下，中芯国际为了、培育产业，吸纳了各路背景的资金，最终形成了异常复杂的股东结构。而围绕着中芯国际所形成的央企股东、地方政府股东、主权基金股东、台资股东、美资股东，利益诉求各不相同。站在政府的角度，希望加快培育半导体产业，以一家公司的亏损换取整个产业的崛起，完全划算；站在财务投资人的角度，企业盈利是唯一目标，其他可忽略；站在产业投资人的角度，所投资的企业一定匹配自身的战略意图。
这必然导致中芯国际中间夹杂着中国政府意志、海外股东意志、创办者个人意志，在各方意志没办法取得平衡之时，内讧变得无可避免。
公司的控制权之争有多种表现方式，如控股权之争、代言人之争等。但中芯国际的控制权之争让我们正真看到了另外一种形式，那就是股权结构高度分散之下，公司发展思路和模式之争，这一点在中芯国际的张汝京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中芯国际究竟是赶超为先还是盈利为先，直至台积电诉讼案发生而黯然去位，张汝京始终在与中芯国际的各家股东进行着博弈和平衡。其后，虽然有江上舟对股东诉求的尽力协调，但随着其的离开，中芯国际的重要平衡力量被打破，原本隐藏在企业内部的控制权争夺随之表面化，发展路径之争也上升到公司治理结构安排之争。
中芯国际是一家股权高度分散的企业，在其成立时，就有16名股东。这些股东的构成五花八门，既有国资背景的上海实业，又有台资、美资等各种资本。出身的不同造成了看问题角度和解决实际问题方式的不同。能这样认为，中芯国际成立时的股东构成为其后来的发展模式之争埋下了伏笔，但这一定时炸弹始终没得到拆除，而且随着后期强势股东的介入，问题慢慢的变严重。虽然在成立时中芯国际就与其投资者达成相关协议，对投入资产的人介入公司制作经营的程度做出了限制，但从最终执行情况去看，一旦超出股东的忍受程度，股东采取的对策是直接更换掌门人。
也许有的人觉得，中芯国际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股东构成，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为了突破国外的技术封锁，中芯国际必须淡化政府色彩，为了赶超国际领先水平，中芯国际必须依靠大量的资本投入。不可否认的是，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环境下，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在海外扩张上遇到极大的阻力，中铝折戟并购力拓案等诸多例子已很好说明了问题。但这一些因素是引起中芯国际控制权之争的最终的原因吗？为此，有必要分析一下同为高科技企业，同样遭受国外技术、市场封锁的华为。
华为自其成立开始，就面临国外的技术封锁和市场封锁，2003年与思科的知识产权诉讼、2007年收购3COM失败、2011年200万美元收购美国3Leaf公司部分资产被拒等与中芯国际的赶超过程非常相似。但走到今天，华为却是另一种局面，公司国际化成果显著，管理层稳定，企业效益显著。面对同样的环境，为什么中芯国际和华为出现冰火两重天的局面。是不是华为做了中芯国际没有做的事情？或者说，是不是华为做对了什么？比较两者，我们大家可以发现，在华为的发展历史中，公司员工的参与和企业文化建设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华为在股权架构上是彻头彻尾的非公有制企业，没有一点国有成分，这就解决了政府背景的问题。在资本需求上，华为也没有引入各路“神仙”，而是采取员工持股方式解决资本来源和企业控制权的问题。在1987年任正非等6人创建华为时，6人均衡持股，资本金21000块钱，这与中芯国际创立时募集到的10亿美元资金相差甚远。发展到2009年年底，华为员工持股比例达到98.58％,而公司创始人任正非仅持股1.42％，相信在这几年，华为员工的持股比例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通过员工持股，解决了发展资金问题，使得全体员工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更重要的是，能够形成一种员工持股——促进企业效益提升——促进进一步持股的良性循环，并且使得管理层有充分精力考虑企业未来的发展问题，不会受到控制权争夺的影响。因此，即使华为没有类似中芯国际这样的资本运作和融资平台，但在市场上很少听到华为资金链紧张的消息。华为不急于上市，并且拒绝众多投行的投资，这与中芯国际间歇性资金饥渴症有着明显的不同。
更为重要的是，华为的企业文化建设独树一帜，《华为基本法》、《北国之春》、《一江春水向东流》等都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些都为华为管理层的稳定、加强企业的控制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此外，华为在其国际化战略、市场营销战略、研发技术战略等方面也有着独到之处，在此不再赘述。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中芯国际经过这么多磨难，已不仅仅能用行业特点这个客观原因来解释。半导体行业联盟：icunion
中芯国际股权高度分散，强有力股东的缺位，给中芯国际的管理层带来了贯彻自己战略意图的机会。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管理层的掌门人必须要有很高的威望和公信力，必须要有很强的协调能力和控制能力，比如江上舟。一旦缺失这些能力，高管人员要贯彻自己的意图，一条可选的路径是征集投票代理权。通过征集投票代理权，集合中小股东的力量，实现自身的意图。按照媒体的说法，在表决王宁国能否在董事会中连任时，台积电、华登投资等均投了赞成票，第二、三大股东中投和上海实业选择了弃权，而大唐电信则投下关键的反对票。设想一下，如果王宁国事先能征集到13％的投票代理权，那么肯定不会是现在的局面。究竟是王宁国不能，还是不愿？就不得而知了。
在中芯国际的股东中，大唐电信一直图谋将中芯国际纳入旗下。这次控制权之争的失利，对大唐电信而言，不啻于当头棒喝。摆在大唐电信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彻底退出中芯国际，另找合适的投资对象，但这条路成本很高，难度很大，合适的投资对象难以找到，大唐电信做出这种选择的可能性不大。另一种选择是在证券交易市场上进行收购，大唐电信只要能收购上海实业或台积电所持中芯国际的股份，其在中芯国际的话语权必将得到大幅度增加，若为规避要约收购，大唐电信持股可考虑增加到29.9％。但对中芯国际另外的股东而言，一旦大唐电信获得控制权，他们则将要面临新的选择。中芯国际的控制权之争将有可能最终上升到股权之争上。
中芯国际的创始人和管理层，一直谋求在获得股东支持和保持独立性之间走钢丝。在中芯国际现有的股权架构和股东背景下，这其实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股东、机构投资的人给你某种支持，必然要求得到某种回报，不一样的角色的股东对回报的要求不同。中芯国际的中心之争虽已告一段落，但究竟选择怎样的发展路径是当前必须回答的问题，是继续坚持两个“I”，Independent（独立的）和International（国际的）的发展路线，还是依托国企资源进行发展，抑或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平衡，都必须由中芯国际自身做出决断，而这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勇气。
近日，有消息称，台积电在2纳米先进制程研发上取得重大突破，已成功找到路径，将切入环绕式栅极技术(gate-all-around,简称GAA)技术。 利用成熟的特色工艺追求更先进的制程，一直是台积电和三星等芯片厂商致力的方向。此前，三星表示将在3纳米率先导入GAA技术，表达了其取得全球芯片代工龙头地位的野心。此次台积电在2纳米制程研发上取得重大突破，凸显了其强大的研发实力，也让两大芯片代工巨头的竞争加剧。 台积电、三星角逐更先进制程 摩尔定律诞生之后，芯片的尺寸越来越小，企业不断摸索新的工艺和材料发展半导体产品、改进性能。半导体行业专家莫大康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目前半导体行业的主要发展路线是尺寸的不断缩小。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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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寸晶圆市况“急转直下”，客户已着手调整库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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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南通越亚半导体项目目前第一批设备已进厂调试，计划6月底前投产。 据此前南通日报报道，该项目在全球首创“铜柱法”生产高密度无芯封装基板，拥有核心知识产权。 南通越亚半导体项目位于南通科学工业园区，于2018年5月9日正式签约，在2018年8月28日举行了奠基典礼仪式。该项目总投资约37.7亿元，建成后可达到年产350万片半导体模组、半导体器件、封装基板。 越亚是一家专门干半导体模组、器件、封装基板产品研发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理事长于燮康曾表示，越亚通过自有无芯封装基板技术产业化的成功，打破了国外高端IC封装基板厂商垄断市场的局面，推动了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在封装基板领域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突破。
全球半导体进入新一轮景气周期。根据美国半导体协会的数据，2017年1-5月份全球半导体实现销售1551.4亿美元，同比增长18.51%，其中5月份实现销售319.3亿美元，同比增长22.5%。2017年将是繁荣期，并将延续到2018-2021年。 所有地区都实现了增长，中国增长最快市场最大。2017年1-5月份美国实现304亿美元销售，同比增长22.1%；欧洲实现147亿美元的销售，同比增长10.5%；日本实现143亿美元销售，同比增长12.7%；中国实现506亿美元销售，同比增长25.7%。从以上能够准确的看出所有地区都实现了增长，其中中国增速最快，其次是美国市场。中国也已经 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市场，1-5月份占全球半导体市场份
10月25日，据笔者查询得知，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荆科技”）将于10月29日首发上会。 据了解，拓荆科技主要是做高端半导体专用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公司聚焦的半导体薄膜沉积设备与光刻机、刻蚀机共同构成芯片制造三大主设备。公司基本的产品包括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沉积（PECVD）设备、原子层沉积（ALD）设备和次常压化学气相沉积（SACVD）设备三个产品系列，已大范围的应用于国内晶圆厂14nm及以上制程集成电路制造产线nm及以下制程产品验证测试。 据拓荆科技介绍，公司是国内唯一一家实现产业化应用的集成电路PECVD、SACVD设备厂商，以前后两任董事长为核心的五名国家级海外高层次专家组建起一支国
设备新星拓荆科技在10月29日科创板上会 /
（ST）通过简化与Linux系统的连通，提高MEMS运动传感器的易用性
中国，2013年5月3日 —— 横跨多重电子应用领域、全球领先的半导体供应商，全球最大的MEMS产品制造商及消费电子和便携MEMS传感器供应商意法半导体 （STMicroelectronics，简称ST；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STM）发布可支持Linux系统的MEMS传感器驱动软件，进一步简化MEMS传感器的使用，并扩大其应用场景范围。 意法半导体的新驱动软件架构支持最新版的 Linux Kernel（自3.9版），即日上市，为Linux开源软件研发人员使用意法半导体的MEMS器件提供更大的便利，以便开发用于远程监控、测试和测量、机器人控制、机器视觉和监测的消费电子、工业、科学研究、医疗保健应用，这些设备要求具有精确运动和位置多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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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芯国际内讧往事：未来如何寻求一种新的平衡？
发布时间：2024-11-15
此过程中，据说上海市政府和台湾事务办公室在其中做了不少调解。但是当时台湾当局是由有倾向的掌控，这些周旋调解收效甚微。
2007年3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对中芯国际张汝京投资一事做出判决，撤销台湾“经济部”处罚决定。
判决书表示，中芯国际开曼公司投资上海公司时，张汝京为唯一执行董事、总裁及CEO，但他所拥有开曼公司持股票比例低于0.5％，并非主要投资人。并且，开曼公司投资中国大陆是由董事会决定，是公司的行为，而非张汝京个人行为，所以不能把这项投资行为当做张汝京个人所能支配的投资，原处分与诉讼裁决有误，应予撤销。
张汝京与台湾之间的纠葛，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6年8月，台积电又以中芯国际不遵守和解协议为由，再次把中芯国际告上法庭，这场官司一打就是3年。
台积电代理律师指责中芯国际违反了2005年1月双方签署的和解协议。根据该协议，中芯国际需将0.13微米或更先进的技术资料交由第三方托管并不得使用，然而实际运营中，中芯国际继续侵犯台积电相关知识产权。
2008年上台后，两岸关系缓和，张汝京通过种种渠道找到台积电的高层，表达和解的愿望。另一方面，包括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也在积极协调此事。“我一直认为，如果两岸不和解的话，我们和台积电就不和解，两岸和解的话，我们当然要和解。”张汝京这样表示。
据说在张汝京的主导下，双方一度达成了和解的初步框架，但因为双方律师始终没有办法在细节条款上达成一致，而且中芯国际的代理律师认为，己方证据充分胜算把握很大，所以坚持要打到最后。正是这个坚持，让中芯国际受到重创。
2009年11月3日，美国加州联邦地方法院判决中芯国际败诉。法院陪审团调查发现，在65个有争议的专利项目当中，中芯国际非法使用了其中的61个。台积电要求10亿美元的损害赔偿。
官司败诉之后，中芯国际不得不重新与台积电谈和解，但此时的和解代价就远非判决之前那么低了。
一审判决3天之后的2009年11月7日，中芯国际董事长江上舟、CEO张汝京以及律师团主要成员紧急飞往香港，与台积电负责此事的副董事长曾繁诚再次进行谈判。一番激辩之后，台积电与中芯国际当天正式达成和解协议：中芯国际分4年向台积电赔偿2亿美元现金，同时向台积电支付8％股权，外加授出2％的认股权。
站在台积电的角度来说，虽然赔偿金额大大低于他所要求的10亿美元，但台积电因此成为中芯国际的第二大股东。当然，江上舟及张汝京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台积电以股东身份过多介入中芯国际的运营，双方约定台积电无权向中芯国际董事会派驻董事，而只能做中芯国际的“被动投资者”。
诉讼和解实现了，但是这次和解的代价是创始人张汝京“下课”。11月10日，中芯国际公告了与台积电的和解方案，紧随其后又公告了张汝京因“个人原因”辞去执行董事、总裁、CEO等职务。
有猜测认为，张汝京的下课，是台积电答应和解的前提，但这一点并没有正真获得台积电方面的佐证。张汝京辞职之后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说，辞职的决定是他主动做出的，“我尽力了，官司的事让我精疲力竭，对（辞职）这个结果我也感到很失望”。由此可见，即使张汝京是主动递交辞呈，估计他也不是心甘情愿的，也许背后有某种压力。
一方面，官司的败诉使得中芯国际遭受到巨大损失，而张汝京是公司唯一的执行董事，因而他觉得应该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股东们对张汝京已经失去耐心、日渐不满——持续亏损、盲目扩张、以低估值引进大唐电信过度稀释老股东权益——张汝京犯的错误已经够多了；而第一大股东大唐电信更是有动机让张汝京出局，以便强化自己在企业的控制权。
因而，输了官司成为一个最佳契机，所有股东都都同意张汝京辞职。无论张汝京的功过是非如何，他终究是下课了。
创始人张汝京的出局，使得中芯国际内部失去了重要的平衡力量，中芯国际从此进入了多事之秋。
作为张汝京的替补，董事长江上舟先后找来了王宁国接任中芯国际的执行董事及CEO职务，找来了杨士宁出任中芯国际的COO。
王宁国，较张汝京年长2岁，与张汝京一样出生于中国大陆成长于中国台湾，在美国加州大学获得材料科学博士学位以后加入贝尔实验室从事半导体研究，20世纪80年代加入美国应用材料公司任亚洲区总裁。2005——2007年，中国政府有关方面邀请他出任华虹集团CEO。
杨士宁，出生于中国大陆，毕业于上海大学，之后在美国获得材料工程专业博士学位并加入美国国籍。博士毕业之后，杨士宁在芯片巨头英特尔公司工作，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中芯国际创立的早期，张汝京将杨士宁招至麾下出任首席技术官，2005年杨士宁加盟全球第四大芯片代工厂新加坡特许半导体，担任首席技术官。如今，杨士宁重新再回到中芯国际出任COO。芯片圈：xinpianquan
王宁国与杨士宁，在中芯国际管理层中分别代表了台湾背景及大陆背景最高职位。
除了解决张汝京离开后的人事空缺，还有一件让江上舟忧心忡忡的事情：如何避免中芯国际被大股东大唐电信所控制？
为了平衡大唐电信的话语权，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充实企业资本金，江上舟动用自己多年从政所积累的政治资源，说服了中国国家主权基金性质的中投集团向中芯国际入股。2011年4月19日，中央政府背景的中投集团向中芯国际投资2.5亿美元，获得11.6％股权，成为中芯国际第二大股东。
据说，中投原本打算向中芯国际投资3.5亿美元，并获得第一大股东地位。虽说中投也是带有央企性质的国有资本，但由于中投本身并没有实业，其定位就是从事财务投资谋求财务回报，因而不会在具体经营层面有控制中芯国际的企图。由中投做第一大股东的话，中芯国际的独立性能保证，同时也能大大稀释大唐电信在董事会的话语权。
岂知，江上舟的主张遭到大唐电信的极力反对，中投最终只投资了2.5亿美元，占股11.6％。而大唐为了确认和保证其股权不被稀释，同期注入1.02亿美元，使其股份占比提高至19.14％，依然牢牢占据第一大股东地位。
这一系列的变化，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中芯国际的国有化色彩越来越浓厚。国有性质的股东，从最早的上海实业、北大青鸟，到后来大唐电信，再后来的中投集团，占股比例也从刚刚设立时的10％左右提高到超过35％。
无论是站在创始人张汝京的角度，还是站在董事长江上舟的角度，他们都不希望中芯国际的国有化色彩太浓厚，因为这会影响到国际社会对中芯国际的性质判断，继而对中芯国际的技术升级带来不利影响。
但无可奈何的是，中芯国际不得不接受国有股所占比例持续扩大的现实。因为中芯国际为了带动产业升级，必须持续进行庞大的投资，因而一直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中芯国际最佳的融资对象是海外投资者，但是因为连续多年亏损，海外投资者不愿意投了，要投也是估值非常低，没法接受，所以被迫寻求国有股东的支持。
此时，围绕着中芯国际形成了央企股东、地方政府股东、国家主权基金股东、台资股东、美国股东等复杂的股东结构，各方利益诉求各不相同。
王宁国在江上舟的盛邀下接任张汝京出任中芯国际CEO之后，他最大的任务就是扭转张汝京时代连续多年亏损的局面。
在王宁国时代，中芯国际的核心管理架构是：首席执行官（CEO）王宁国负责企业全面工作，首席商务官（CBO）季克非负责承接业务订单及安排生产计划，首席运营官（COO）杨士宁负责具体的生产制造及技术开发，人称“铁三角”。
为了实现中芯国际的扭亏为盈，王宁国实施了组织精简、人员裁撤、资产压缩等工作，并且处理了张汝京时代投资的太阳能业务。再加上COO杨士宁在技术层面的提升，以及CBO季克非在半导体行业全球性大复苏背景下获得大量订单，中芯国际2010年获得了历史性的全年盈利，出售的收益也达到历史顶配水平的15亿美元。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中芯国际内部形成了台湾派及大陆派两大派系。当年张汝京创办中芯国际时，管理层的核心班底基本都是中国台湾人，即使张汝京辞职以后，台籍员工依然占据主要地位。在这种背景之下，台湾派职务最高的CEO王宁国与大陆派职务最高COO杨士宁，逐渐产生间隙。
关于二者存在某些间隙，他们公开表态的口径不一致可当作一些佐证。杨士宁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可以负责地说，中芯国际在2010年能够扭亏为盈，技术营运团队在市场旺季的高效营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王宁国在公开场合总结2010年业绩时，则将盈利根本原因归结为企业结构调整及全球性的行业复苏。
客观来说，杨士宁与王宁国之间这种分歧称不上真正的矛盾，充其量是一种各自揽功的行为。
大股东大唐电信的介入，导致了双方的关系日趋复杂化。大唐电信自从2008年入股中芯国际成为第一大股东以后，就逐步表现出了对中芯国际的控制欲。2009年中投集团欲向中芯国际投资3.5亿美元成为第一大股东遭到大唐电信的反对即是一个证明。
但是，股东要强势控制中芯国际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根据中芯国际的章程，所有股东派驻在董事会的成员，皆只能担任非执行董事，而不得担任执行董事，目的是避免股东对公司的过度干预，确保企业的独立性。自张汝京时代到王宁国时代，皆只有CEO代表管理层出任执行董事，而且该执行董事不代表任何单一股东的利益，只代表企业整体利益。
作为大股东的大唐电信，派驻了两名代表——陈山枝及高永岗，但是他们都只是非执行董事，也就是说他们不得干预企业的日常运营。大唐电信需要在管理层中扶持一位自己的代言人，以贯彻自己作为大股东的意志。
碍于董事长江上舟的威望（他也不希望中芯国际被任何股东所控制），大唐电信未有强烈表现出要控制中芯国际的欲望。随着江上舟2011年6月27日因癌症而意外辞世，中芯国际失去了平衡各方股东、企业内部各派系的最关键的力量，企业控制权大战一触即发。
2011年6月29日，中芯国际股东大会，股东投票董事任免。王宁国这位唯一的执行董事，竟然意外落选董事席位，他仅获得41.79％的支持率。而王宁国落选的原因，是大股东大唐电信投下了关键性的反对票，连王宁国本人在现场都觉得事情太突然。
当时的情况是，股东大会的参会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总数，仅占总股本数的30％多，而其中仅大唐电信一家便拥有近20％股权。因此，大唐电信一家投反对票就能获得超过50％的反对比例。
大唐电信的此举可谓是丝毫没有征兆、攻其不备的倒戈行动，否则如果另外的股东知道的话，参加投票的比例不会那么低。
这样在短短的3天时间内，董事长去世、唯一的执行董事也出局。在王宁国出局董事会之后，大股东大唐电信意图让杨士宁取代王宁国出任CEO，便继续变相要求王宁国辞去CEO职务，条件是给予3倍年薪的补偿，但是王宁国未有接受。
按照公司治理规则，CEO为董事会所聘任，如果某一股东对CEO不满，应交由董事会表决解职与否，无需股东大会来决定。也就是说，大唐电信如果要解除王宁国的CEO职务，必须要经过董事会投票。
股东大会三天后的7月2日，中芯国际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王宁国去留等事项。董事会中大唐电信仅有2个席位，无法左右董事会决议。最终多数董事并不同意解除王宁国的CEO职务，而王宁国出局董事会执行董事之后的空缺，董事会决定由张文义暂行执行董事职务。
张文义进入董事会，是前董事长江上舟生前的安排，病床上的江上舟力邀其同学、原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原华虹集团董事长张文义进入董事会，并建议其未来能担任董事长，代表政府平衡各方关系（尽管如此，在张文义进入董事会的问题上，中芯国际最大股东大唐电信依然投了反对票。最终，张文义以4票通过、2票反对、1票弃权的结果进入董事会）。
就在董事会为王宁国的去留吵得不可开交之时，内部员工中支持杨士宁与支持王宁国的，也分成了两派相互开火，中芯国际的内网BBS成了双方口水战的战场。为了平息争端，中芯国际不得不将内部BBS关闭，双方又将战场转移到了“”等公共互联网平台。
至今网络上还留有众多“挺杨派”貌似中肯实为诋毁王宁国及其“嫡系”的帖子，自王宁国以下，CEO王宁国、CBO季克非、CAO关悦生、CFO曾宗琳，所有台湾派高管一个不落。
作为对杨士宁派系的反击，“挺王派”则曝光了一份杨士宁涉嫌逃税的内部审计文件。文件显示，杨士宁的年薪逾180万元人民币，但是通过提供发票冲抵个税的方式，支付的税金仅有5万多元。
这一曝光不仅伤及杨士宁，同时也曝光了中芯国际为众多外籍高管避税的潜规则。为员工工资所得做不合法的避税，或多或少都存在于一些企业之中，但是中芯国际的做法被认为是业界最大胆、覆盖顶级规模、维持的时间最长的。当年创办人张汝京仗着中芯国际在国内半导体行业的特殊地位和政府官员支持，在公司缴税及为员工避税的方面，一向敢于和税务部门较劲。
为了向公司避税潜规则曝光事件负责，身为CEO的王宁国不得不向董事会提交辞呈。
事态发展至此，似乎正合大股东大唐电信及杨士宁等人的意愿，杨士宁似乎可以顺理成章接任王宁国的CEO职位。但董事会依然未能同意杨士宁出任CEO，而是从华虹集团空降邱慈云过来出任执行董事兼CEO。
邱慈云曾于2001年追随张汝京创建中芯国际，担任该公司高级运营副总裁，一度被视为张汝京身旁最重要的副手。不过，由于在公司运营管理等问题上与张汝京有不同意见，2005年，邱离开中芯国际前往华虹NEC出任CEO。
杨士宁见自己出任CEO已经彻底无望，也萌生去意。2011年8月16日，中芯国际发布公告称，公司首席运营官（COO）杨士宁将辞职，并将于9月5日正式生效。
王国宁与杨士宁先后离开了中芯国际，大唐电信挑起的这场内讧，最终以两败俱伤告终，而其欲控制中芯国际的企图也同样落空了。这场内讧没有赢家，企业反而被拖向伤筋动骨的深渊。
邱慈云出任中芯国际执行董事兼CEO，被业内人士形容成“不幸中的万幸”。出生于1956年的邱慈云有超过27年的半导体产业经验，曾在贝尔实验室、台积电等机构长期任职，并且作为早期参与创业的高管，较为了解中芯国际内部情况，因此对于稳定企业会起到一定作用。
中芯国际自创立之日起，从张汝京到江上舟、王宁国，再到张文义、邱慈云，他们都很清楚中芯国际必须独立发展才有出路，由于管理体制、技术封锁等原因，国有企业做半导体就没有成功的先例，央企大唐电信强控中芯国际，中芯国际的未来暗淡，这肯定会损害另外的股东的利益。
江上舟生前一直强调，中芯国际要坚持两个“I”发展，即Independent（独立的）、International（国际化），不希望被改造成一个国有色彩浓厚的企业，因为行业特点决定了它不能按国企的模式运营，这也是中芯国际诞生时的良好基因。
而大唐电信当初入股中芯国际，就是带着控制的目的来的，大唐电信作为产业投资者的身份，并非单纯追求财务回报，而是带有一定的战略目的。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大唐电信为了拿下中芯国际的控制权，有很大的可能性还有后续动作。
中芯国际因股东诉求分歧而引发的内讧，被外界认为是典型的控制权之争。中芯国际面临的似乎是公司治理问题，但又决不是单纯的公司治理问题那么简单。中芯国际的问题，与其说是股东之间利益冲突，还不如说是中国高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困境的某种折射。
在东西方冷战余波、国际社会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的背景下，中芯国际为了、培育产业，吸纳了各路背景的资金，最终形成了异常复杂的股东结构。而围绕着中芯国际所形成的央企股东、地方政府股东、主权基金股东、台资股东、美资股东，利益诉求各不相同。站在政府的角度，希望加快培育半导体产业，以一家公司的亏损换取整个产业的崛起，完全划算；站在财务投资人的角度，企业盈利是唯一目标，其他可忽略；站在产业投资人的角度，所投资的企业一定匹配自身的战略意图。
这必然导致中芯国际中间夹杂着中国政府意志、海外股东意志、创办者个人意志，在各方意志没办法取得平衡之时，内讧变得无可避免。
公司的控制权之争有多种表现方式，如控股权之争、代言人之争等。但中芯国际的控制权之争让我们正真看到了另外一种形式，那就是股权结构高度分散之下，公司发展思路和模式之争，这一点在中芯国际的张汝京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中芯国际究竟是赶超为先还是盈利为先，直至台积电诉讼案发生而黯然去位，张汝京始终在与中芯国际的各家股东进行着博弈和平衡。其后，虽然有江上舟对股东诉求的尽力协调，但随着其的离开，中芯国际的重要平衡力量被打破，原本隐藏在企业内部的控制权争夺随之表面化，发展路径之争也上升到公司治理结构安排之争。
中芯国际是一家股权高度分散的企业，在其成立时，就有16名股东。这些股东的构成五花八门，既有国资背景的上海实业，又有台资、美资等各种资本。出身的不同造成了看问题角度和解决实际问题方式的不同。能这样认为，中芯国际成立时的股东构成为其后来的发展模式之争埋下了伏笔，但这一定时炸弹始终没得到拆除，而且随着后期强势股东的介入，问题慢慢的变严重。虽然在成立时中芯国际就与其投资者达成相关协议，对投入资产的人介入公司制作经营的程度做出了限制，但从最终执行情况去看，一旦超出股东的忍受程度，股东采取的对策是直接更换掌门人。
也许有的人觉得，中芯国际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股东构成，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为了突破国外的技术封锁，中芯国际必须淡化政府色彩，为了赶超国际领先水平，中芯国际必须依靠大量的资本投入。不可否认的是，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环境下，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在海外扩张上遇到极大的阻力，中铝折戟并购力拓案等诸多例子已很好说明了问题。但这一些因素是引起中芯国际控制权之争的最终的原因吗？为此，有必要分析一下同为高科技企业，同样遭受国外技术、市场封锁的华为。
华为自其成立开始，就面临国外的技术封锁和市场封锁，2003年与思科的知识产权诉讼、2007年收购3COM失败、2011年200万美元收购美国3Leaf公司部分资产被拒等与中芯国际的赶超过程非常相似。但走到今天，华为却是另一种局面，公司国际化成果显著，管理层稳定，企业效益显著。面对同样的环境，为什么中芯国际和华为出现冰火两重天的局面。是不是华为做了中芯国际没有做的事情？或者说，是不是华为做对了什么？比较两者，我们大家可以发现，在华为的发展历史中，公司员工的参与和企业文化建设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华为在股权架构上是彻头彻尾的非公有制企业，没有一点国有成分，这就解决了政府背景的问题。在资本需求上，华为也没有引入各路“神仙”，而是采取员工持股方式解决资本来源和企业控制权的问题。在1987年任正非等6人创建华为时，6人均衡持股，资本金21000块钱，这与中芯国际创立时募集到的10亿美元资金相差甚远。发展到2009年年底，华为员工持股比例达到98.58％,而公司创始人任正非仅持股1.42％，相信在这几年，华为员工的持股比例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通过员工持股，解决了发展资金问题，使得全体员工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更重要的是，能够形成一种员工持股——促进企业效益提升——促进进一步持股的良性循环，并且使得管理层有充分精力考虑企业未来的发展问题，不会受到控制权争夺的影响。因此，即使华为没有类似中芯国际这样的资本运作和融资平台，但在市场上很少听到华为资金链紧张的消息。华为不急于上市，并且拒绝众多投行的投资，这与中芯国际间歇性资金饥渴症有着明显的不同。
更为重要的是，华为的企业文化建设独树一帜，《华为基本法》、《北国之春》、《一江春水向东流》等都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些都为华为管理层的稳定、加强企业的控制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此外，华为在其国际化战略、市场营销战略、研发技术战略等方面也有着独到之处，在此不再赘述。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中芯国际经过这么多磨难，已不仅仅能用行业特点这个客观原因来解释。半导体行业联盟：icunion
中芯国际股权高度分散，强有力股东的缺位，给中芯国际的管理层带来了贯彻自己战略意图的机会。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管理层的掌门人必须要有很高的威望和公信力，必须要有很强的协调能力和控制能力，比如江上舟。一旦缺失这些能力，高管人员要贯彻自己的意图，一条可选的路径是征集投票代理权。通过征集投票代理权，集合中小股东的力量，实现自身的意图。按照媒体的说法，在表决王宁国能否在董事会中连任时，台积电、华登投资等均投了赞成票，第二、三大股东中投和上海实业选择了弃权，而大唐电信则投下关键的反对票。设想一下，如果王宁国事先能征集到13％的投票代理权，那么肯定不会是现在的局面。究竟是王宁国不能，还是不愿？就不得而知了。
在中芯国际的股东中，大唐电信一直图谋将中芯国际纳入旗下。这次控制权之争的失利，对大唐电信而言，不啻于当头棒喝。摆在大唐电信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彻底退出中芯国际，另找合适的投资对象，但这条路成本很高，难度很大，合适的投资对象难以找到，大唐电信做出这种选择的可能性不大。另一种选择是在证券交易市场上进行收购，大唐电信只要能收购上海实业或台积电所持中芯国际的股份，其在中芯国际的话语权必将得到大幅度增加，若为规避要约收购，大唐电信持股可考虑增加到29.9％。但对中芯国际另外的股东而言，一旦大唐电信获得控制权，他们则将要面临新的选择。中芯国际的控制权之争将有可能最终上升到股权之争上。
中芯国际的创始人和管理层，一直谋求在获得股东支持和保持独立性之间走钢丝。在中芯国际现有的股权架构和股东背景下，这其实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股东、机构投资的人给你某种支持，必然要求得到某种回报，不一样的角色的股东对回报的要求不同。中芯国际的中心之争虽已告一段落，但究竟选择怎样的发展路径是当前必须回答的问题，是继续坚持两个“I”，Independent（独立的）和International（国际的）的发展路线，还是依托国企资源进行发展，抑或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平衡，都必须由中芯国际自身做出决断，而这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勇气。
近日，有消息称，台积电在2纳米先进制程研发上取得重大突破，已成功找到路径，将切入环绕式栅极技术(gate-all-around,简称GAA)技术。 利用成熟的特色工艺追求更先进的制程，一直是台积电和三星等芯片厂商致力的方向。此前，三星表示将在3纳米率先导入GAA技术，表达了其取得全球芯片代工龙头地位的野心。此次台积电在2纳米制程研发上取得重大突破，凸显了其强大的研发实力，也让两大芯片代工巨头的竞争加剧。 台积电、三星角逐更先进制程 摩尔定律诞生之后，芯片的尺寸越来越小，企业不断摸索新的工艺和材料发展半导体产品、改进性能。半导体行业专家莫大康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目前半导体行业的主要发展路线是尺寸的不断缩小。尺寸
制程之争，为何台积电总是领先 /
双 方之 技术一马当先的优势和丰富的 知识产权 组合将 丰富 下一代车载充电方案 安森美半导体 (ON Semiconductor ，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代号： ON ）宣布与 易充无线 (CPS) 的战略 合作，易充无线 将采用安森美半导体的 NCV6500 专用电源管理控制器设计、开发 及 推 销 车载无线充电方案 。 本次 联手合作 基于单一架构，可扩展至多 种 设备，支持达 15 W 线圈。通过一项新颖的异物检测 (FOD) 专利技术确保安全操作，同时广泛的充电范围为用户所带来真正的 ‘ 一放即 充 ’ 体验。 安森美半导体的 NCV6500 电源管理控制器提供电感充电必要的构件块，符合 Qi
和易冲无线宣布汽车无线充电方案 /
台湾经济日报援引业内人士消息，近期 8 寸晶圆市况率先反转，“急转直下”，预计后期或将蔓延至 12 寸存储芯片用晶圆，再延伸到 12 寸逻辑 IC 应用，预期客户端将于第 4 季到明年第 1 季进行库存调整。 此外，消息人士还提到，有部分晶圆厂商已同意一些下游长约客户真正的需求，延后拉货时程，同时也有晶圆厂还未对于客户真正的需求让步。 据了解，晶圆代工厂客户砍单，产能利用率下滑，这也让先前大闹芯片荒，低头不问价只求能产的车企看到了机会。 Digitimes 援引半导体业者的话称，部分车企与芯片行业者把握机会，试图在第 4 季度趁势与晶圆代工厂重新议价。 据称，包括台积电在内，部分晶圆代工厂自 Q2 起满载的产能已见松动，不过台
8寸晶圆市况“急转直下”，客户已着手调整库存 /
背景 随世界各国对节能减排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怎么来降低电子科技类产品的能耗成为当今热门话题之一。近期，笔者也介绍过了众多有利于降低能耗的新一代电子器件，例如自旋电子器件。 今天，让我们再来关注一种对于节能来说至关重要的电子器件：电力电子器件。有了电力电子器件的保证，光伏发电站或风力发电站产生的电力才能反馈到电网中，火车的牵引单元才能够最终靠车顶上方的电线来供电，电池产生的电能才能转移到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的引擎中。 提升电力电子器件的效率，无疑是一种明显的节能途径。此外，这些电力电子器件也应尽少使用电力，避免过多产生热量，降低对于复杂的冷却系统需求，最终实现节能目标。 目前，主流的电力电子器件由硅（Si）制成。然而，硅电力电子器件的性能正
目前，南通越亚半导体项目目前第一批设备已进厂调试，计划6月底前投产。 据此前南通日报报道，该项目在全球首创“铜柱法”生产高密度无芯封装基板，拥有核心知识产权。 南通越亚半导体项目位于南通科学工业园区，于2018年5月9日正式签约，在2018年8月28日举行了奠基典礼仪式。该项目总投资约37.7亿元，建成后可达到年产350万片半导体模组、半导体器件、封装基板。 越亚是一家专门干半导体模组、器件、封装基板产品研发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理事长于燮康曾表示，越亚通过自有无芯封装基板技术产业化的成功，打破了国外高端IC封装基板厂商垄断市场的局面，推动了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在封装基板领域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突破。
全球半导体进入新一轮景气周期。根据美国半导体协会的数据，2017年1-5月份全球半导体实现销售1551.4亿美元，同比增长18.51%，其中5月份实现销售319.3亿美元，同比增长22.5%。2017年将是繁荣期，并将延续到2018-2021年。 所有地区都实现了增长，中国增长最快市场最大。2017年1-5月份美国实现304亿美元销售，同比增长22.1%；欧洲实现147亿美元的销售，同比增长10.5%；日本实现143亿美元销售，同比增长12.7%；中国实现506亿美元销售，同比增长25.7%。从以上能够准确的看出所有地区都实现了增长，其中中国增速最快，其次是美国市场。中国也已经 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市场，1-5月份占全球半导体市场份
10月25日，据笔者查询得知，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荆科技”）将于10月29日首发上会。 据了解，拓荆科技主要是做高端半导体专用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公司聚焦的半导体薄膜沉积设备与光刻机、刻蚀机共同构成芯片制造三大主设备。公司基本的产品包括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沉积（PECVD）设备、原子层沉积（ALD）设备和次常压化学气相沉积（SACVD）设备三个产品系列，已大范围的应用于国内晶圆厂14nm及以上制程集成电路制造产线nm及以下制程产品验证测试。 据拓荆科技介绍，公司是国内唯一一家实现产业化应用的集成电路PECVD、SACVD设备厂商，以前后两任董事长为核心的五名国家级海外高层次专家组建起一支国
设备新星拓荆科技在10月29日科创板上会 /
（ST）通过简化与Linux系统的连通，提高MEMS运动传感器的易用性
中国，2013年5月3日 —— 横跨多重电子应用领域、全球领先的半导体供应商，全球最大的MEMS产品制造商及消费电子和便携MEMS传感器供应商意法半导体 （STMicroelectronics，简称ST；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STM）发布可支持Linux系统的MEMS传感器驱动软件，进一步简化MEMS传感器的使用，并扩大其应用场景范围。 意法半导体的新驱动软件架构支持最新版的 Linux Kernel（自3.9版），即日上市，为Linux开源软件研发人员使用意法半导体的MEMS器件提供更大的便利，以便开发用于远程监控、测试和测量、机器人控制、机器视觉和监测的消费电子、工业、科学研究、医疗保健应用，这些设备要求具有精确运动和位置多轴感
东芝1200V SIC SBD “TRSxxx120Hx系列” 助力工业电源设备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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